一个被打压的计程车司机──因为写诗
时间:2020-06-14 出处:S新生活
说到阿蓝,很多读者都会知道他曾是一个写诗的的士司机、巴士站长,因为电视曾经报道,但人们对阿蓝的了解也到此为止,工人诗人、蓝领诗人,这些标籤贴上去容易,深入分析却很困难,于是就会有人想当然以为阿蓝的诗一定激烈抗争、或者一定通俗易懂,然而只有阿蓝自己知道:工人的诗与学院的诗,依循的是同一个原则,就是诗本

一个被打压的计程车司机──因为写诗

说到阿蓝,很多读者都会知道他曾是一个写诗的的士司机、巴士站长,因为电视曾经报道,但人们对阿蓝的了解也到此为止,工人诗人、蓝领诗人,这些标籤贴上去容易,深入分析却很困难,于是就会有人想当然以为阿蓝的诗一定激烈抗争、或者一定通俗易懂,然而只有阿蓝自己知道:工人的诗与学院的诗,依循的是同一个原则,就是诗本身的创造力。


十多年前有一次文学聚会,我听过一位前辈这样谈起阿蓝:「阿蓝的悲哀不是在于写诗的人要揸的士,而是揸的士的人要写诗。」我当时很诧异,这位前辈一向敦厚,也出身草根,怎幺会说出这幺刻薄的话呢?十年过去后我仍常常想起阿蓝的时候想起这句话,渐渐获得了新的解释:他的意思也许是在讽刺香港社会阶层的壁垒分明,一个的士司机要是想通过写诗改变命运,难度比一个写诗的人「屈尊」去开的士要大得多。


阿蓝的命运的确没有因为写作成名而改变,起码他生存的物质条件没有,我只知道写作赋予了他内心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裏他是公平、正义与美的主宰,没有人可以小看他。而且在诗中,阿蓝没有自怨自艾,却伸出自己本来也是微力的手臂去帮助更多同阶级者发声,为此他还受到过现实的反弹与伤害。


多年没见,约採访的电话打通后,阿蓝依然滔滔不绝。尤其是我提到「香港作家」一词,更惹起了他的火——「我觉得香港社会完全不重视文学和作家,你看Lady Gaga演唱会门票能炒到一万多元,他们却不捨得花几十块钱买一本诗集!」后来在採访中他又提到此事,阿蓝愤怒控诉Lady Gaga等商业文化的时候,我初还以为是书生意气,但知道他一生境遇和现况,我完全明白他的愤怒。在香港,一个「白领作家」与阿蓝这个「蓝领作家」,他们的绝望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的分别。


在他工作过的美孚巴士总站见面后,阿蓝取出一叠旧照片,一时我无法把照片上英俊甚至穿着有点时髦的青年与身边已经六十多岁苍老的诗人联繫在一起,不乏意气风发的照片,「六十年代参加时事常识问答比赛,我代表足球组取得冠军,我既参与踢球也参与问答比赛。」阿蓝尤其珍惜一张黑白照,「当时我在电子厂工作,与总经理笔战,在《工人週报》你一篇我一篇的争论工人福利问题,他有他的解释,我有我的立场,最后我被开除了。」


这样因文「获罪」的情况,日后阿蓝还遇到过,「九巴最初不知道我写作,我不轻易让工友知道,但后来我上电视了,电视威力原来这幺厉害,大家都看到了,于是就得罪了九巴——因为我写了一首〈钱箱更加满泻〉讽刺九巴。」这个题材不熟悉内部的人是写不了的,这是阿蓝在九巴工作很久才知道的特性,公司高层知道了这首诗,暗裏一级级地给阿蓝施压,「我不过是一个站长,上面还有稽查、区长、总区长……这样施压下来你的工作就不再顺利了。我们的力量在现实生活裏是很薄弱的,吟诗是吟不掉的。反而是有些工友因此对你有些尊重了。」


他向我解析〈钱箱更加满泻〉的写作,如何从站长的饭菜生凉切换到办公室裏有冷气,是蒙太奇手法;办公室外面的招牌熄灭了,是象徵手法;结尾处一个玩具汽车裏机械司机不断转动軚盘,那是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的陌生化,以及中国文学的余音不绝。「我喜欢司空图,诗的收结应该有余音。我在自学的过程中整理出一套感觉式的学习方法,领悟的方法,这和司空图的感性美学相通。」阿蓝是草根诗人,但他对诗艺的要求往往不亚于一个精雕细琢的学院派诗人。


阿蓝出身寒微,用了一辈子与贫穷搏斗,这是我毋须讳言的。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贫寒的生活也许有助于一个作家体察底层生活的细节,就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曾流落英伦底层收容所甚至行乞,使他写出了《巴黎伦敦放浪记》,但如果一个作家长期没有一张稳定的书桌,精力劳力都用于解决温饱问题,那又谈何提炼生活?阿蓝已经算幸运的,他能够出书、发表诗作,还有更多香港的低收入阶层就连一点点的文学梦也做不起,这样放弃自己的人,我和阿蓝都见过许多。在种种不利条件阻挠下,阿蓝能坚持到今天,就值得每一个能轻鬆进行写作的人尊敬。


阿蓝出生于大陆,还是两岁的时候就被抱着来了香港。「身份证上我今年六十六岁,当时报大了几岁,是生活所迫,家裏连租都交不起,只好小学没毕业就弃学去工作。因为我父母两人都吸毒,母亲甚至曾经入狱,他们那时艰苦的工作不吃点毒品麻醉自己不行,但一沾上就万劫不复了。他们辛苦赚来的钱都买毒品去了,哪裏有功夫照顾你?我的大哥已经不再来往,一个收养的姐姐,在她十多岁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家出走了,我朦胧中也感到没有了姐姐,但只是有点不捨得。」这样的场景,原来不只见于催泪的粤语长片。


那时的香港,贫富悬殊更甚,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是穷人,「我父亲先来香港,母亲接着来找寻父亲,我有一首诗〈寻夫〉就是写这个。但找到了,他也养不起这个家,小孩子不懂,越长大越难受,为什幺生活是这样的?父亲住在他帮工的老闆家,仅以餬口,妈妈就做各种杂工谋生,我还记得她早上煮了柴鱼花生粥,和我一起带到工厂路边卖,卖得差不多就会被人抓走。我断断续续读到小学四年级终于读不下去了。」


出去工作只能做走鬼的童工,警察巡查就要躲起来,所以后来趁换身份证,阿蓝把年龄报大了三岁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这样的情况存在于那时每个穷人身上。」而他们的居住问题怎幺办呢?阿蓝一家连劏房都住不起,开始只能在唐楼骑楼底下围一圈纸皮来栖身,后来搭到门路,在歌诗舞街那边的木屋区搭了一间木屋,搭好了又被政府拆,改到大坑渠旁边的木院再搭了一间。「不知是颱风温黛还是玛丽来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头上的屋顶突然塌了,只好举家去找父亲,父亲的东主也只允许暂避一晚。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是会要你随时消失的——贫穷不止带来饥饿。」


最后搬进观塘,当时人称「红番区」的徙置区。正巧马若(香港诗人)也生活在那裏,「我们大家都是街童,不打不相识——一起打过球也打过架。那时踢的球只是红色的小塑料球,买不起足球。」那个球有一特色就是你总是踢不中它,脚尖却踢到地面了,所以阿蓝他们的球赛总是流血收场。「当时我们各自都已经喜欢文学,进行自修,但只知道对方是踢球打架的街童。相识的契机是,我去社区文化中心看书、投稿,马若已经加入较着名的秋萤诗社,秋萤邀请我加入——当时的编辑有关梦南、麦继安、李家昇等,编辑部开会,我和马若同时进来,互相一看这不是「红番区」一起踢球的小子吗?」


「在红番区,我家还是最穷的,穷得连铁闸都装不起,在同层楼裏只有我家如此。当时写作,只是教心灵不那幺难过,心想我也是写作的,可以以此宣洩自己对社会对家庭和生命的不满——为什幺我家穷得铁闸都装不起?连街坊都笑话你。」这时阿蓝才知道什幺「仗义每多屠狗辈」是骗人的,鼓励的说辞而已,很多屠狗辈是会瞧不起人的。


做过各行的杂工,二十出头阿蓝始开车,开过货车、有钱人的私家车、的士,最后在巴士公司做站长。一直写诗,但也有过多年的中断,「一九八九年暂停了写作,因为知道再写下去,生活就堪虞了!对于一个在草根工作的人来说,你要执着自我,要公平公义的话,就意味着这份工作做不长久。」


「同时香港文坛是一个分党分派的形式,是根本不值得人留恋的。只要你减少交际,你就是孤立的,你肯交际的话作品水準不够也不重要,一样有人赏识。香港文坛比其他文坛更可怕的是,只要不合口味,你就是他敌对的人。这表明了香港文坛的胸襟不及中国大陆或台湾。」彼时文坛的势利不亚于社会的势利。


家人亦不支持,亦带来很多文学以外的压力。「但我从来没有以写作来抨击家人,陶渊明如此胸襟尚且写〈责子〉,我没有,我知道这是社会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社会一天不好,我的子女只是牺牲者之一,社会上还有万千牺牲者,我要改善社会那才是根本的。」


坊间着名的《十人诗选》裏有也斯、叶辉,也有阿蓝、马若,他们一起创造了香港本土特色的诗风。「一九七三年我获得第二届青年文学奖,认识了叶辉,他是散文组得奖者,我是新诗组得奖者。也斯是我和马若介绍给叶辉认识的,也斯编《中国学生周报》的时候,我和马若投稿,他很欣赏我们的作品,约我们一起见面。我们没有什幺名人、伟大作家的概念,只是渴望交流而已,这样才能推进香港的文学。假使我不认识也斯,我们的写作也有相同的趋向,初期我们会使用文言,以为这样更典雅,后来就发现不合自己的个性,都使用口语,写日常生活了。再后来又有不同的发展,有人能把文言和口语结合,神话与生活结合,这也是符合他的本质的。但我不需要这样做,我的风格是喜欢自由,喜欢没有包袱——学问就是我的包袱,每个影响我的作家和思潮我只取少少便满足。」


阿蓝的诗还有一个特点是强烈的节奏感,来自他年轻便喜欢听的流行音乐——「但是不俗的流行音乐,如Beatles、Bob Dylan、Joe Hill等,我当时在红番区甚至与街坊们组织过一队乐队Blue Bird,我是鼓手——没钱买鼓,便直接在自己身体上练习,于是学会了Jazz的节奏、灵曲的节奏、摇滚的节奏……所以我学的不是平平仄仄的节奏,而是流行音乐的节奏。而且更重要的是内在的节奏。」摇滚的阿蓝,这又是一个与公众想像的工人诗人不同的形象吧?我却想起了如今My Little Airport等乐队,也是新一代打工者组成的。


最近六、七年来,阿蓝每年只写两三首诗,但内容多元化了,少写了工人生活,多写了现实其他层面,「如最近写手机的一首诗,我写了乔布斯(Steve Jobs, 1955-2011),点出乔布斯本人也不过是一个商品而已。」


「现在的工作我都是做兼职校对甚至速递等散工,做一天得一天,仍在给居屋贷款供款,我的生活就是用最节俭的方法去生存,别人去餐厅吃饭我则吃十五元的饭盒,在家的话买嘉顿方包,以前吃六块现在吃四块,下午则吃便宜的麦片,几元就一餐。但我一向崇尚Simple Life,就算我将来有钱,我还是用Simple Life的方法生活。」虽然阿蓝这幺说,这番话依然让我很难过。


说实话,我真希望阿蓝的生活会好过一些,这个城市即将有「西九」、有M+等等耗资过亿的文化项目,而创造文化的人却依然在生存线上挣扎,我们还奢谈什幺香港作家、香港文学呢?

节日像民歌

一首首唱着

旋律曾在开阔的地方

节拍出翅膀

飞翔到处飞翔

早上的天空下

挖掘过的地盘盖搭起来

酒楼商店早已营业

工厂的机器隆隆转响

巴士轧轧开去码头

渡轮泊岸涌出人潮

潮声时强时弱

人们向商业区走去

电梯升升降降

每天开始的市声抑抑扬扬

高高低低的节奏

这天街市热闹极了

当一个节日来临

民谣不断唱着

田野流转歌谣

寒夜中围着火堆吆叫

赤脚跳跃大地上

想击拍起原野的回响

长年伐木垦荒的旧歌

调子转为沉郁

水灾后的怨曲

沿河边半唱半喊

当豪雨又再降下

落到公路交织的市区

一架货柜车日夜赶路

碰撞路面失修的天桥

路途长长的震动

水拨用得太久

转瞬间无力拨动

视野变成一片朦胧

在雨水横流的门前跣倒

準时上班的护卫员

站岗时间过长

双脚酸软跌伤了

大雨打湿磨薄的鞋子

许多道路陷落

假日加班的经纪

按着胃痛赶去会客

一路走一路想着家人

抽不出空闲陪伴

一个单亲家庭的儿女

正在夜总会疯狂跳舞

跳到声音嘈杂

敲着发抖的雨伞

宽阔的街道

陷成狭狭窄窄

泥泞湿透一地羽毛

一支支唱着

劳动节如流传的民歌

在很多地方唱得嘹亮

当空中灰尘日渐积聚

混杂哗啦哗啦的大雨

遮盖了整个城市

当纪念的日子到来

雨季十分漫长

超时工作到夜晚

拖着身体行着

地上积水湿滑

脚步声缓慢起落

像一首低沉的民歌

阿蓝这首名作正如其名,充满民歌的节奏,大量使用叠字和句子的重複,营造出一唱三歎的沉郁之声。其对底层困苦的关注并不诉诸激昂的抗议或者辩论,而是用克制的叙述、行板一样的赋体,流水般从容带出感同身受的痛和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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