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不安》:当中国宣称和平崛起
时间:2020-06-10 出处:E逸生活
詹姆斯‧麦唐诺(James Macdonald)译|洪慧芳  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一些问题。中国不是专注于自给自足或原料出口,而是转型成依赖原料进口及製成品出口的工业强国。这样一来,它的地位就类似英国、德国和日本了(当初这三国就是为了取得原料和市场而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冲突,是在工业化的

《大国的不安》:当中国宣称和平崛起

詹姆斯‧麦唐诺(James Macdonald)

译|洪慧芳

  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一些问题。中国不是专注于自给自足或原料出口,而是转型成依赖原料进口及製成品出口的工业强国。这样一来,它的地位就类似英国、德国和日本了(当初这三国就是为了取得原料和市场而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冲突,是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及军事优势下化解的。但中国愿意接受美国的指导和保护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因为中国不像亚洲四小龙,不是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成长的。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就坚守敌对的意识形态,在韩战中又直接对抗美国,在越战中间接反美,在世界各地都和美国不对盘。一九八○年代末期,苏联集团崩解时,东欧国家变成西方联盟的坚定成员,但这些国家本来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施行共产主义的,他们从来不觉得共产主义是民族认同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后来不仅迅速採用西式的资本主义,也採行西式的民主。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即使中国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经济原则,它比俄罗斯还要坚守共产主义的过往。中国并未走向民主,而是坚持共产党的统治。毛泽东在北京的雕像依然耸立,不像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列宁和史达林雕像已被推翻。如果连名义上民主的俄罗斯联邦都难以决定是否加入或反对西方了,那幺依旧坚守共产主义的中国可能就更难决定了。

  不过,这个问题更亟需找出答案,因为中国的规模实在太大了。韩国、台湾之类的亚洲四小龙,甚至日本,人口都只有美国的一小部分。他们除了渴求美国的保护以防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外,对原料的需求不太可能促使他们和其他的工业化国家过度竞争。但中国并非如此,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境内虽然蕴藏许多天然资源,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其发展开始对一些重要物资的供给产生很大的压力。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的石油就不再自给自足,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二○○五年左右,中国对石油日益成长的需求开始推升国际油价。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生产国、第三大的铜矿生产国,但由于中国成长得太快,二○○○年以后,铁矿和铜矿的进口量迅速成长,二○○四~二○○五年开始影响国际价格。二○○○年以前,粮食生产还跟得上消费,但现在中国是很大的粮食净进口国,实际上已放弃自给自足的目标。

  在公开场合,中国官员向来毫不犹豫地重申党的路线,说中国新获得的经济实力不会以任何方式威胁世界和平。多年来,他们传播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二○○五年,经济学家已开始预测中国经济何时将和美国旗鼓相当,在「崛起」前面加上「和平」两字开始显得欲盖弥彰,于是他们把措辞改为「和平发展」。当年,中国国务院公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清楚说明了原则:「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过去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为了证实这番说法,中国确实可以指出,目前为止中国非凡的经济成就并未威胁或中断世界秩序。

  然而,事实不像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法那幺简单。中国对外关係的指导原则,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就是邓小平的真言「韬光隐晦」。这个原则不禁令人怀疑,官方声明是否只是中国变得够强大、足以坚持主张之前的权宜之计。中国一向明确表示,它自己不称霸,其他国家也不该称霸。一九七○年代,中国提出另一种世界三方论。在中国看来,「三个世界」不是由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第三世界组成的,而是由两大霸权、他们的盟友、第三世界组成的。中国藉由这个理论的提出,巧妙地把苏联从第二世界提升到第一世界,同时把自己从第二世界降至第三世界。这样做有两个目的,这样一来就废除了中国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中应该「一边倒」的概念(暗指中国和美国的关係有正当的理由)。这也让中国得以用「无特权国家」的身分攻击这两个强国。但这招后来证实无效,中国从未停止谴责霸权的概念,所以中国把自己描述成没有威胁的国家,却又不断地质疑现状。例如,二○○二年,即将获任为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为中国的崛起找了一个新理由,他说:「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会有更多的资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于一九九一年起只有一个国家算是霸权,胡锦涛这说法所指涉的对象再清楚不过了。

  理论上,中国主张和谐合作而非霸权,应该会让它成为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坚定成员,但它却经常拒绝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一些中国官员谴责「责任」这个概念是西方用来箝制中国的陷阱。二○一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期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大国责任论』的概念是有缺陷的,因为那只对全球霸权有利,牺牲了其他国家的主权,以一小群优势国家发明的所谓『普世』价值,来要求其他国家负责

  中国党政官员声明的背后,存在着否认当前全球秩序的各种原因。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原因中,一端抱持複杂的意图,例如二○○五年赵汀阳出版的《天下体系》,该书宣传另一种「中国的」全球道义,以永恆的中国价值观「和平与秩序」对比西方「混乱和暴力」的历史。另一端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呼声愈来愈大,亟欲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共党胜利之间中国经历的「百年国耻」复仇。这类意见日益崛起,呼吁大家为中国受到的任何攻击进行报复。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受到政府的鼓励,中国政府在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就培养了一个更偏重民族主义的教育体系,结果一如葛小伟(Peter Gries)在《中国新民族主义》(China’s New Nationalism)中提到的:「讽刺的是,『第四代』似乎觉得西方帝国主义让中国受苦受难这种新的受害说法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和老一辈的中国人不同,他们从未直接受害。」中国观察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描述几种不同的中国意见派别,从「本土主义者」(守旧的毛泽东主义者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军中特别多,他们主张美国基本上是敌对国家,中国应该捍卫自己),再到「全球主义者」(他们认为应该融入现有的秩序)。他指出:「这种多元派别的重心不在中央,也不在全球主义者那一端,而是偏向左边,停在现实主义者上,但本土主义展现了强大的拉力。

  换句话说,中国对当前全球秩序的立场,远比官方声明的意涵还要摇摆不定。由于那个全球秩序其实就是美国治世,中国其中一个立场是完全否决。连中国是否支持联合国领导的秩序都不确定,因为中国深信,外界怂恿它在现有的国际机构内担任负责的「团队成员」,只是要逼它就範的伎俩罢了。军事开支方面更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言行不一。中国一开始是以「和平效益」(peace dividend)来推动经济改革。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支出通常占GDP的七%左右,一九六○年代末期因中苏关係紧张而升至十%。一九七○年代与美国的和解,意味着中国可以稍微降低这个沉重的经济负担,但邓小平上台时,军费开支仍占GDP的六%左右,邓小平认为削减国防预算是推动经济成长的一种方式。一九九○年代初期,军事开支降至GDP的二%左右。这段期间,中国其实是悄悄仿效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蹟,享用美国军方保护伞的经济效益,但中方从未承认,同时还持续公开抨击霸权主义。

  一九九○年代初期开始出现反思。只要苏联存在,中国就把它视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美国则是比较良性的霸权,或至少威胁性较低。苏联的解体使中美和解的威胁消失了,在此同时,美国对天安门事件的负面反应,则被视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志得意满,意图以自己的想法改造世界的前奏。波斯湾战争显现美国在先进军事科技方面的惊人实力,使传统集结式陆上军队(例如中国迄今依赖的军力)几乎毫无用武之地。

  因此,中国放弃近二十年的最低国防投资政策。一九七○年到一九九○年间,中国的军事开支每年仅增加一.八%,远比通膨率还低。后来的二十年,每年预算成长十五.五%。一九九○年以前,中国享有「和平效益」,亦即减少军事开支以推动经济成长。一九九○年后,中国可享有相反的利益:利用迅速的经济成长来提振军事开支。即使国防预算每年以十五.五%成长,中国在军事上的花费仅占GDP的二%左右。二○一二年,中国轻易就成为全球军事预算第二大的国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计算,高达一千六百六十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两千五百亿美元)。客观来看,那比东亚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的国防预算加起来还大,也比中国两大陆地邻国(俄罗斯和印度)的国防预算加总起来还大(而且也大于英国、法国、德国的国防预算总和)。中国的军事预算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但美国的军事开支中只有一部分放在东亚地区。

  中国并未面临像冷战那样的重大军事威胁,如此大规模累积军力的唯一合理目的肯定和地缘策略有关,是为了对抗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也一举戳破了冠冕堂皇的反霸权主义说法。那些行径看来确实不像愿意活在美国军事保护伞下的其他工业化国家会做的事。

  中美军事关係的关键是发生在二○○○年的台湾大选,台湾人不再支持一九四九年以来几乎垄断政治权力、一向主张两岸统一的国民党,改选了主张独立的政党。中国把飞弹瞄向台湾进行恫吓,美国因此派出两艘航空母舰以阻止中国入侵的意图。这次事件成了分水岭,提醒中国面对美国的军事优势时,无法达成其最神圣不容更改的国家目标之一。于是,中国推动军事现代化计画,最终目标是阻止美国进入中国海域。就像一九五○年代以后苏联打造海军一样,中国打造海军的方式也不对称。中国偏重潜艇和导弹的製造,而不是挑战美国在航空母舰方面的优势。一九九九年,中国海军推出超静音的宋级柴电攻击潜舰,配备难以闪避的追蹤尾迹鱼雷。二○○六年其中一艘潜艇潜进了小鹰号航空母舰(Kitty Hawk)的防衞网,却未被侦察到,因此震惊了美国海军。更令人注意的是,「东风」DF21D陆上可操纵弹道导弹的研发,专门用来摧毁驶进中国海岸方圆一千多英里内的航空母舰。当年驻守在北京的美国陆军武官,在回忆录中提到中国军事计画和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的关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第一次提到以弹道导弹攻击航空母舰,是我们两艘航空母舰出现以后。他把手搭在我肩上说,我们要用弹道导弹击沉你们的航空母舰,我们在这方面聊了很久。」

  如果中国累积军力只是为了防止美国干涉台湾的问题,那可能只有区域的重要性。但是,其战略意涵远比那个还大。台湾之所以对中国很重要,不只是因为收复台湾象徵着「百年国耻」的明确结束(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座落在北起日本、南至菲律宾的连串岛屿中间,这些岛屿联合起来阻止了中国进入太平洋。台湾若是回归大陆,这堵墙就打开了关键的突破口。不过,日本看到的议题正好相反:

台湾是日本海上航线的重要组成,万一台湾被纳入中国,南海就成了中国的海域,通往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航线都会受到中国强大的影响。万一东海也纳入中国的影响範围内……朝鲜半岛将落入中国的势力範围。此外,中国可能利用台湾作为进入太平洋的踏板……台湾是日本的「命脉」。

  许多策略家认为美国对陆上反舰导弹没辄,新一波的军事科技可能让美国引以为傲的航空母舰沦为废铁,就像一九二○年代和三○年代航空母舰刚出现时,战舰突然落伍那样。他们担心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策略(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军事用语是A2 ∕ AD)使中国海域变得太危险,让美国海军难以掌控。二○一○年,詹姆斯.克拉斯卡(James Kraska)写了一篇前景堪忧的论述《在二○一五年海战中美国如何败给中国》(How the United States Lost the Naval War of 2015),里面描述中国弹道导弹突袭摧毁东海上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

  西太平洋上充满依赖贸易的国家,而海上航线的安全向来是由美国海军提供。尤其,日本放弃追求帝国大业以换取美国的保护,从而融入战后秩序。中国的军力累积反映出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治世,中国的军力若是威胁到美国提供的保护,战后秩序的根本前提可能会开始崩解。

  事实上,证据显示崩解已经开始了。日本选出了保守派的总理,他意图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开始强化军力。日本的行动是那个邻近地区的普遍趋势,西太平洋周围的国家,从两韩到澳洲都悄悄地加速海军的军备竞赛。二○一○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吉原恒淑和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指出:

亚太地区海军军备竞赛的步调正在加快,那和一个世纪以前欧洲陷入的军备竞赛不同,当时列强是在竞争军舰的数量和吨位。如今,这种海上竞争的一大要件是发生在水中作战的阴暗世界,现在各国不使用一次大战以前成为军备焦点的重炮战舰,而是在未来十年启用看似不起眼的小潜艇。

  潜艇和反潜战是这场新军备竞赛的主要元素,因为东亚这些贸易国家最关心的是航线运输的保护,另外可能还包括封锁潜在敌人的能力(虽然大家都心照不宣)。该文发表之后,军备竞赛开始浮上檯面,中国推出首艘航空母舰,日本推出两艘直升机航空母舰,那些在许多人眼中其实是小型的航空母舰。

(本文为《大国的不安:为什幺经济互相依赖不会带来和平?为什幺多极化的世界非常危险?》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大国的不安:为什幺经济互相依赖不会带来和平?为什幺多极化的世界非常危险?》 When Globalization Fails: The Rise and Fall of Pax Americana

作者: 詹姆斯‧麦唐诺(James Macdonald)

出版:如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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